经济学家蔡昉为什么说扩大义务教育年限是“最实在的人才红利”

对于经济学家蔡昉为什么说扩大义务教育年限是“最实在的人才红利”和一些为啥重视新冠肺炎这样的相关题，网上都众说纷纭，就让小编为大家讲解。

各系列编辑杨启飞于瑞君各系列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易主引发热议后，四个一线城市首次集体负增长引发诸多测。就连网上一张“今年出生人口可能不足800万”的截图也足以挑动公众神经。

这似乎是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轨道后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从最早的“人口负担”，到后来的“人口红利”以及新兴的“人才红利”，社会各方不断刷新对“人”的认识，越来越认识到人口发展趋势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和社会发展。

潜在增长率首当其冲。“本来以为中国总人口会在2025年到2030年间开始出现负增长，现在来得更早了，经济增长放缓也来得更早了。”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教员蔡昉在接受《城市进化论》专访时表示，潜在增长率预计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蔡昉，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术部委员。图片

未来的挑战越多，这个机遇期就越重要。比如，尽快转移农业积累的剩余劳动力，尽快将义务教育普及到4至18岁人口，尽快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水平……

蔡昉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本质上靠的是改革。“虽然一时说是人口红利，一时说是后发优势，但一切都是改革释放出来的。”他强调，未来，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才红利，都要靠改革。“不改革就什么都做不了”。

人口负增长来得很早，经济增长也放缓了。

城市演化理论过去我们常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如今已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对中国经济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

蔡昉人口对经济肯定有影响。最初被认为是负面影响。后来事实证明，人口多、年轻，意味着劳动力充足，至少可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获得竞争力。中国本来就是这样。

但2010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这首先体现在供给侧，即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当你的劳动力增长不那么快的时候，人力资本提高的速度也会减慢，一般会出现资本过快替代劳动力的现象。所以，我们听到很多创业者说，以前没，现在有也能赚。没有是因为边际收益递减。

今后，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更快，供给侧矛盾更加突出。当然，这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题，但需求侧因素正在成为前所未有的主要制约因素，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双重劣势。

过去我们经常通过短期周期性手段应对需求侧题。比如，当外需减弱时，就用投资来弥补。但需求长期不足与人口规模有关，因为人少，消费者也少。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在下降。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总就业和总收入将会减少，这也会影响消费。所以，所有的因素都开始在消费中显现出来。

当然，更不用说外部需求了。你的比较优势会更快丧失，你也会更快退出市场。再加上整个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和逆全化的趋势，这些都不利于外部需求。

城市进化双重劣势到底意味着什么？

蔡昉首先，从供给端来看，潜在增长能力正在下降。2010年之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两位数。从2010年到现在，大约是6个。我们希望将来是5个。2035年至少需要接近5才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但现在我们预计潜在增长率会比原来预计的下降得更快，因为原来认为中国总人口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才会开始负增长。现在来得更早了，经济增长放缓也来得更早了。

第二个表现在需求端，了消费。如果消费约束严重，企业发展需求得不到支撑，经济增长达不到潜在增长能力，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就会出现“增速差距”。

这是日本的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据日本国内测算，近几年才处于02、03年的水平，实际增速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存在增长差距。这就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题

城市演化理论中国也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有没有“转危为机”的机会？

蔡昉我们知道中国的老龄化有一个特点，叫“未富先老”。在过去，这是一种悲观的说法，但通过日本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虽然很富有，但能让老年人踏踏实实地照顾自己，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财富不能解决题。但是中国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未富先老”就是说虽然你的人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但是其他很多因素都没有改变，这意味着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开发。

比如，谈到劳动力供给，人们经常讨论非农产业的情况。事实上，农业积累的劳动力仍然过剩。我一直说发达国家的平均农业就业率为3。从人均GDP来看，中国即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们的农业就业率仍然在20以上。从长远来看，如果可以转移1个百分点，就是780万人，10个百分点就是7800万人。这就是一种“未富先老”的潜力。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继续改革，畅通生产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民工进城落户。

就业矛盾加剧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增加

《城市演变》您多年来一直呼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从目前的人口状况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项改革的紧迫性？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让农民工落户城市、成为公民。我多次说过，这是“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它可以给农民工一个更好的预期，向他们发出继续转移的积极信号，也可以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其次，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意味着资源仍在重新配置，生产力的源泉并未中断。其次是需求端。OECD工作组进行了模拟。只要让农民工落户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消费就能增长近30%。

比如，关于农民工返乡现象的讨论很多。一方面，新增农民工数量减少，同时老农民工最终也会回归。因此，主要原因是返乡，存在从高劳动生产率地区向低劳动生产率地区转移的“逆配置”。因此，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动力让他们留在城市。

消费也是如此。如果农民工期望最终回到农村，却不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那么他们的后顾之忧就会增加，消费模式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只有有了稳定的预期和稳定的劳动关系，他们才会愿意提高劳动技能，注重提高人力资本，更不用说改善子女的教育。

城市演变然而，三年来，就业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大幅上升。虽然截至今年4月份情况有所好转，但仍然是52，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蔡昉一般来说，当总人口负增长时，劳动人口减少的速度会加快，劳动力总量的强度会进一步加大。至少从现在来看，我认为就业矛盾不但不会缓解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结构性矛盾也会加剧。

从长期趋势看，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将会出现大量的技术替代和机器人替代，产业结构也会随之调整。从理论上讲，新需求、新业态的出现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这些就业岗位需要人力资本技能。当工作需求与人力资本不匹配时，劳动经济学中称为结构性失业。我们预计未来结构性失业将进一步加剧。

我们知道，失业分为三种类型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后两种失业率统称为自然失业率。如果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则代表充分就业状态。根据现有研究，中国目前的自然失业率约为5，与COVID-19之前的失业率基本持平。但近三年来，大多数月份的失业率都超过了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了长期的周期性失业，这对劳动者特别是一些农民工是有害的。不会再回来了。

我认为，从现在开始，自然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到53、54左右。即使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也可能会维持较高的失业率。

城市演化理论16-24岁劳动力失业状况为何如此突出？

蔡昉首先，青年失业率高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特殊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债务危机发生后，这种情况在各国都出现过。例如，在西班牙，青年失业率一度达到40。

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他们的失业题是什么？我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通用技能就越少。虽然现在的大学生不太关心自己学什么工作，但专业本身就有局限性。因此，有条件的话，选择等待；如果没有条件，就找一份不太满意的工作过渡。

虽然大学生就业的摩擦系数和结构性矛盾较高，而且教育回报通常在刚就业时不会显现出来，但通过不断的调整，自我提升速度快，晋升机会多，可以最终找到一份相对好的工作。终生收益。

将义务教育覆盖4至18岁

城市进化所以，我们不能从短期现象就认为“读书无用”。尤其要形成人才红利，关键要靠教育。

蔡昉是的。人口红利最终与人口结构相关，而不仅仅指劳动力数量。人才红利本质上是人口红利，经济学上称为人力资本。衡量人力资本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我们的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越长，经济增长就越显着。

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通过“普及九年制教育”大大延长了受教育年限，扩大了招生规模，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快速提升。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新增长劳动力从学校中涌现，而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总是比前辈高，因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比较晚，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

但随着“九年计划”和扩招的影响已经过去，下一步要加速形成人才红利，必须寻找更有效的大规模新举措。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扩大教育年限，把义务教育向前和向后延长两到三年，覆盖4岁到18岁的人口。

城市演化目前是否具备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条件？

蔡昉我们知道，未来在校的青少年会越来越少。这是一种不利局面，也是人口负增长的必然表现。然而，它也带来了一个优势。——如果延长义务教育，则从4岁延长至18岁。从现在到2035年，受教育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义务教育负担率，将是下降最快的时期。

如果你有很多，以前你必须照顾一个孩子的学业，但现在你只需要照顾“一半”，你可以承担更多的费用。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4。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未来公共教育支出也会增加。因此，随着教育经费的增加和需要花的人数的减少，我们应该能够实现更好的教育质量和更长的义务教育期限。

我认为义务教育年限可以从现在的9年延长到12年甚至15年。这就是最真实、最实实在在的人才红利。

城市演化理论提高教育质量应着力何处？

蔡昉现阶段教育确实存在一些题。只要和我自己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目前全国共有5所学校。如果他们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很大，不仅家长和孩子不清楚自己想上哪所学校，而且也表明他们代表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教育资源都交给教育质量最好的学校。相反，我们可以通过均衡资源配置、增强人们的选择，让教育质量较低的学校迎头赶上，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街道之间、学校之间教育质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恰恰说明我们的教育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必须进行改革。

尤其是ChatGPT出来之后，大家都在讨论它会取代谁，我们会不会失业。但最少被谈论的是，它将拉大我们的差距，扩大数字鸿沟。此外，ChatGPT还会放大教育中的缺陷，让记住事实变得毫无意义。未来的教育应该放弃注重技能，而更加注重通识教育、学习能力、创造力、发挥人的想象力。

因此，当我们谈到加速形成人才红利时，教育非常重要。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愿意做出重大调整。

生育潜力不仅释放2000元

城市演化理论除了人力资本的加速提升，生育意愿的提升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动。全国多地相继出台激励措施，部分补贴标准已达到万元级别。您如何评价当地政府鼓励生育的措施？

蔡昉首先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是符合一般规律的。然而，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中，除了常见的规则外，中国还有独特的一孩政策，并严格执行了30多年。

对于经济学家蔡昉为什么说扩大义务教育年限是“最实在的人才红利”以及关于为啥重视新冠肺炎的这类热议话题，想必各位都已经了解了吧，希望能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