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危机面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该如何协调丨书摘

本文主要讲解关于伯南克危机面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该如何协调丨书摘，和一些新冠肺炎财政政策选择相关题，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文丨伯南克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21世纪的货币政策》《强有力的政策新工具和框架》第13章。界面新闻经授权发布。

理性的人可能会考虑在有效下限附近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尝试是否真的有意义，以及这种尝试是否会产生负回报。抛开这些题不谈，包括央行行长在内的广泛共识认为，鉴于对有效下限的质疑越来越多，应该更多地利用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化来稳定经济，尤其是在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时期。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认为，鉴于低利率时代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财政政策应该成为对抗经济衰退的主要工具，而货币政策最多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财政政策作为稳定工具有几个优点。首先，与货币政策不同，当中性利率较低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不会降低。低利率降低了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更具吸引力。与此相关的是，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传统担忧是，政府为支出或减税融资而借款可能会“挤出”储蓄用于其他用途，例如工厂和设备的商业投资。然而，当利率已经很低时，有价值的私人投资获得融资并不困难，挤出效应也不是什么题。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的长期利率上升也可能带来好处，包括储户更高的回报以及更高的中性利率提供的额外货币政策空间。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可以更好地针对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或经济部门。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价值22万亿美元的《COVID-19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不仅总体上支持了经济，还专门为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公共卫生部门和群体分配了资金。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只能增强整体经济，希望更好的宏观经济条件能够惠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工人和企业。

财政政策作为逆周期工具也有其缺点。货币政策可以根据需要快速调整，而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则不易改变。联邦预算由数千个项目组成，反映了不同的目标、长期承诺和精心设计的妥协，所有这些都使得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几乎没有灵活性。例如，基础设施或国防支出很难迅速扩大规模，因为此类项目往往规划时间较长，而税收政策的频繁变化可能会扭曲经济决策，并使家庭和商业计划复杂化。转移支付通常可以更快，例如失业保险或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补贴，但即便如此，官僚和后勤方面的挑战也会减慢资金到达预期接收者的速度。由于各州失业保险制度的差异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过时，最近《COVID-19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提供的扩展失业保险的分配变得复杂。

利用财政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一个更严重的题是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制定的。在美国，财政行动往往需要艰难而漫长的谈判，然后得到政府和国会两院的批准，而国会两院可能由不同政党控制。最近的经验表明，我们的政治体系有能力在重大紧急情况下实施大型财政计划，例如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签署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和特朗普总统于2020年批准的《新冠病援助救济法案》。安全法案，但除非出现重大紧急情况，否则很容易出现党派之争和延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无党派、政治独立的央行可以随着经济前景的变化迅速、适当地调整货币政策。因此，单纯依靠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是不明智的。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有效下限如预期那样仍然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制约因素，那么财政政策将需要承担更大的抵御衰退的责任。那么题来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应该协调？如果是这样，那该怎么办？当通过新的立法法案将财政权力下放给美联储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可能发生。所有货币政策都包含财政成分，因为利率变化会影响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但总体而言，与大多数主要全央行相比，美联储的隐性和显性财政自由裁量权都较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央行可以购买公司债券等信用风险证券作为其正常业务的一部分。这些购买具有财政影响，因为这些资产的收益或损失会影响央行向其国库支付的利润。美联储承担持有长期证券的风险，其价值随着利率变化而变化，但在货币政策制定的正常过程中不承担信用风险。欧洲央行通过其有针对性的长期再融资操作，将其部分利润用于补贴商业银行的贷款，这是央行财政自由裁量权的另一个例子。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并不固定。实际上，这取决于政治、规范和制度安排。如果情况需要，立法机关还可以改变两者之间的界限。

《COVID-19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提供资金支持美联储的多项紧急贷款计划，这是国会将财政自由裁量权委托给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前所未有的例子。这项担保允许美联储使用其第13(3)条贷款权限，并在财政部批准的情况下，以可能容易损失的条款购买证券和发放贷款，其中一些是通过银行系统进行的。补贴贷款为美联储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工具，可以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帮助稳定金融市场。重要的是，美联储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来设计这些计划，包括决定谁有资格获得贷款，以确保新的授权不会损害政策独立性。

然而，这些贷款计划显然是临时性的，这既是由于《COVID-19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的，也是因为它们是根据第13(3)条紧急授权设立的。此外，共和党人反对在2020年之后继续实施这些计划，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联储可能会出于他们不赞成的目的提供贷款。关于这些贷款计划的争论清楚地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在美国政治中仍然存在争议。

外国央行使用的一些政策工具，例如贷款融资或购买更广泛的证券作为量化宽松的一部分，至少会隐含地涉及美联储额外的财政自由裁量权。考虑到有效下限所施加的，从经济角度来看，添加这些工具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角度来看，除非美联储认为满足某些条件，否则美联储很可能不会寻求增加财政灵活性。首先，国会必须理解并接受美联储财政自由裁量权增加的潜在影响，例如美联储向财政部上缴的利润。其次，任何新权力都不能附加任何可能危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或转移其双重使命的条件。特别是，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希望得到保证，任何新工具都将仅用于改善信贷市场的广泛运作和整体经济表现，而不是向特定借款人分配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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